怪力乱神铁观音
愿我来世 得菩提时 身如琉璃 内外明彻 净无瑕秽 过于日月
Archive for the ‘他玉’ Category
When I say…”I am a Christian”, 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
I’m not shouting “I am saved”. 我并不是在叫喊着 “我是得救的 ”
I’m whispering “I get lost!” 而是在低声的说 ” 我曾经迷失过 ”
“That is why I chose this way.” ” 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
When I say…”I am a Christian”, 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
I don’t speak of this with pride.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
I’m confessing that I stumble 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
and need someone to be my guide. [...]
邓亚萍代表的是哪个国家？
In: 他玉
1 一 2011邓亚萍代表的是哪个国家？
by 赵昱鲲
据 说爱斯基摩人有几十个词来描绘雪，比如“大雪”、“小雪”、“暴雪”之类，都是不同的词；而赤道附近某部落则用同一个词来指雪、霜、冰。这很好理解，因为 爱斯基摩人整天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不同的雪对他们有不同的影响，自然需要区分，而热带的人则很少见到雪，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发明词汇来区分它们，甚至 霜、冰、雪都可以混为一谈。
有研究表明，这个说法不尽准确，但却符合我们的印象。爱斯基摩语和赤道部落语我不会说，但是只要在学过中学英语的人，大概就能体会到语言之间细微的不同。
比如，我当年学英语时，就大惑不解：为什么兄和弟都是brother，姐和妹都是sister？为什么爷爷、外公都是grandfather，奶奶、外婆都是grandmother？还有伯父、叔父、大舅、小舅、姑父、姨父，全是uncle，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全是cousin，难怪当年教语文的孟夫子会鄙夷地说：“brother不分长幼，是无序也，cousin不辨男女，是无伦也。无序无伦，是禽兽也。”
所以，脑中有序有伦的我，在跟美国人说话时，常会不适应。有时，他们随口说一句“我的brother”，我都要条件反射地问：“你是说elder brother（兄）还是younger brother（弟）？”他们提到“我的grandfather”，我都要不由自主地问：“你是说paternal grandfather（爷爷）还是maternal grandfather（外公）？”最怕的还是别人说“cousin”，那我就忙坏了：
“你是说你爸爸的兄弟的儿子吗？”
“不是，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女儿。”
“那她是比你大还是小？”
“比我小。”
“哦，”我这才心下释然，“是她的表妹。”
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你知道那个中国人吗？他可是一位伦常专家哦！”
当然，古人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文在伦常上完胜英文，自然也就在其他方面稍微有点白璧微瑕。有一次我跟老美聊天，说起以前中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不准农民养猪。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The country didn’t even allow peasants to keep their pigs（国家甚至不允许农民养猪）。”
老美疑惑地说：“You mean the state（你是说国家）？”
这下轮到我糊涂了：“What（你说什么外文）？”
他说：“country怎么能禁止农民养猪呢，一定是state啊。”
我更糊涂了：“country和state，不是一样的吗？”
他忙解释说：“哦，country和state是都指国家，但country是更广泛的概念，指土地、人民、文化这些比较虚的东西，而state则意思更偏近政府，接近比较实的权力。”
我这才明白过来，从此留心观察，发现果然如此。虽然词典里把country和state都翻译成“国家”，但美国人自己使用起来，还是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政教分离”，英文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思就是国家权力和宗教事务不得相互干涉。由于与权力有关，所以必须用state。如果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country”，那就是说美国要向宗教说拜拜了。据说有83%的美国人信教，那他们还不都得造起反来！
又比如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讲中的名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他就是用country来激发美国人的爱国之情，因为跟country相联系的，是辽阔的土地、奔腾的河流、高耸的雪山、迷人的拉斯维加斯，是富兰克林、爱迪生、马丁路德金、小甜甜，是《独立宣言》、《草叶集》、互联网、《美国偶像》。Country这个词会让普通美国人有认同感。如果他胆敢在这里用state来指国家，“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那恐怕不用等到两年后的达拉斯，当场的卫兵可能就恨不得一枪把他崩了。
电影《Enemy of the state》的中文译名，最明显地表现了中国人把握不好这个区别。这部电影是说美国国安局如何滥用权力，动用国家力量，去迫害普通公民，因此题目只能用state，因为电影里被迫害的普通公民，并没有得罪全体美国人，而只是被国安盗用了强大的政府力量来追杀。中文把它译成《全民公敌》，好像片中的主角是象被美国国会投票通过、宣布为全民公敌似的，硬生生地从state的敌人，被“country公敌”了，实在是把外公当爷爷、把小舅当大伯，不能过也。
反过来，英文对中文“国家”的翻译，一般都比较贴切，比如“战国”，是Warring States，而不是Warring Countries。这个翻译把握住了古汉语的“国”，要么指政权，要么指都城大邑，但就是不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比如“国人暴动”，不是说全国人民暴动，而是指都城里的人暴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要报的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在英文里还有个专门的词nation，不过那扯起来就更复杂了，本文暂且按下不表），而是赵宋官家。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这么一个国家，那当然没必要分那么清楚，国家就是朝廷。实在要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时，咱们就用更牛逼的“天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顾炎武说的“易姓改号謂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这里 “国”显然是指朝廷，而他把“天下”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联系起来，则有点近于今天我们说的“国家”。
又 比如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为什么不说“先国家之忧而忧，后国家之乐而乐”？答案就在前面的话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
by 冯钢 http://fgang.blog.sohu.com/136391823.html
2006年，罗卫东教授在他的第一个博客中曾有连载“士说新语”，引得我及毛丹等人纷纷跟进，场面好不热闹。如今我们这些人都忙忙碌碌，看似再无闲心玩闹，故将当年的段子摘录几篇，就当作回忆吧！
罗卫东（6篇）
某大学将宋学作为主攻方向。主管校长得知理学亦在其中，大惊且喜，遂进京汇报。畅言学校何等重视文理交叉，今欲将物理学亦纳入宋学领域矣。司长莫名其妙，校长乃反复解释，闻者掩面而笑，随从羞愧难当，很不立地遁去。
某教授访英二周，回国即撰一文，极言剑桥某大师如何延揽家中，热情相待，切磋学问。一生徒随后留学剑桥，往大师宅叩拜，知该师已数年未见过中国人矣。学生闻之，与友言某教授颇与韩学愈相类。洋人好比死人，吃他豆腐，没有风险的。
国学张大师弥离，不肯瞑目。弟子轻问原由，师摇首不语。或曰，师母才色双全，隔壁李大师乃一代词宗，早年尝越墙抛掷纸团，以美诗文诱之。师母展读亦 有心动之意，曾与之唱和，师虽不快，亦无可奈何。本欲如法炮制，奈自家文才不济，且李大师家内亦无甚姿色，兴味索然。尤为可恨，李大师得以善终，先其而 逝，这口鸟气如何咽得下。
文科常为人诟病者，言行不一，名不副实也。或曰，讲台之上，道貌岸然，教室以外尔虞我诈；人前巧言令色，背后钩心斗角；蝇营狗苟、面和心邪者得势， 人文精神丧失殆尽者，人文学院也；精神错乱，情感怪诞，人格分裂，张狂偏狭者，心理学院也；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善恶不辨、是非不分，挟正义之名以饱私囊 者，法学院也；做事糊涂、杂乱无章、任人唯亲、因人设事，直至民怨沸腾者，管理学院也；长于数理而不善簿记，经营粗陋、财政拮据，几近破产者，经济学院 也；西文中文皆等而下之，与西人交流，非聋即哑，不知所云者，外语学院也；甫一成立即各自为政，人心思散者，公管学院也。右虽戏言，然颇发人深省。
胡君，慕人签名题字，风光无限，欲效其尤。学运间，常徜徉食堂、走肆、看板前，见大小字报，不论相关与否，必署己名于其上。后时局突变，上头严查，计彼签名凡百十余处，为全校之最。有文乃女教工力求工会延长产假者，赫然有其大名，闻者绝倒。
男女数生聚宴，相谈甚欢。席间，一男生仿西人巴顿之豪言，正其声曰：“不欲当先生者必非好学生。”同学会其意，频频颔首。一女生不肯示弱，挽袖而立，大呼“不欲做师母者亦非好女生”，闻者无不以头抢地，拜服不已。
毛丹（6篇）
知难行易
某日，教授秘传创新型思维，谓：理念难而践行易，理念生则每每不可能处皆转为绝大机遇。座下某男听之，渐沉醉。久之，暗生一念： 吾喜饮牛乳，然每日索购甚烦，吾要自家来产！此念甫动，胸前已鼓胀难耐，低头视之，牛乳如泉涌而出。某男大骇，急呼：先生救我！教授亦大骇，曰：吾知把理 念变出来，实不知如何将它变回去。奈何！
某哲学教授，以授康德哲学为业，每授课，人未入康德之境而已先入，揣摩康圣之微言妙意而拙于言表，欲辩而忘言，良久始出一言。学生始诧，久之，乃不 以为怪。某日，教授忽察工资单上应发数遽减一半，询于财务处。财务处代表曰：循教务处意见耳。教授遂质问教务处。教务处代表叱：汝授课语速太慢，仅及常人 常速一半。扣汝工资一半，不亦宜乎！教授默然。
亨哈论坛
Z大拟发起哈贝马斯、亨廷顿两学擘之对话，并择机设置哈贝马斯、亨廷顿研究基金。策划会之气氛颇严肃。余厕身其间，终不耐，遂疯症复发，发一奇想：论坛、基金之名称皆过长，不如径称“亨哈论坛”、“亨哈基金”！举座哄笑。
缺甚补甚
民谚有“吃甚补甚”说，胃虚者宜食肚（故野猪之肚价高）、肾亏者宜食鞭（虎、鹿辈之零件尤佳）、足有疾者宜食鸡爪，云云。或谓： 缺甚补甚、缺甚讲甚，亦同此医理。是故常见缺德者治伦理学，不谙政治者治政治学，脑积液者讲哲学，攘邻鸡者宣文化学，社会化差者喜习社会学，做不得生意者 授经济学，无规矩者弄管理学，乏美感者做文学，凿隙牟利者攻法学，等等。复有脑中无理者转逐理学。
某社会学教授，昔为南开社会学系83级研究生班“五人帮”之首。 某年“五讲四美”日，“五人帮”当街摆桌，为往来市民作谘询，面作可亲状，题则为“如何保持婚姻持久”云云。校长闻讯大怒，疾往呵止。“五人帮”一哄而 散。校长归，犹悻悻曰：此五人，二为鳏夫，三人出妻。若其言“如何文明离婚”，则人当其任。今任其言如何白首携老，岂不误人！闻者绝倒。
死猫啃，偶呆死
某教授以三种文字镂成一座右铭。首为网络文，曰：“死猫啃，偶呆死！”次为英文，曰：smoking, or death!其三乃仿译潘恩语，曰：不抽烟，毋宁死！云云。
冯钢2篇
我本不想介入。毛丹挑起战火，不得不回敬一下：
某教授曾嗜烟如命，世人皆知。一日突发奇想，私自戒烟。好友不知，见之仍递烟问候：近日忙啥？答曰：弄湿茅坑（No Smoking）！
某生主修政治学，无奈学业不精，无所树立，欲投师所好。经同窗指点，知师癖好名牌，遂费百金，献一洋装“皮尔•卡丹”。遭师怒叱。生大惑不解，同窗哂曰：师名讳“丹”，以“卡丹”相与，岂不咒欤？
中国保存完整的十大殖民建筑（zz）
In: 他玉
26 十 2010非常长的按：
熟知我的朋友知道，我对国学神马的，是充满无比热爱和珍视的。而等上了大学，包括到现在的研究生阶段，尽管爱我中华之心不改，但同时也越来越崇洋媚外了。
中国拿出去跟外国比的，无非是所谓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但那些东西，都只能写在教科书上，贡在博物馆里。看奥运（开幕式，吉祥物），世博（中国馆），各种设计中体现的中国元素，我并不觉得自豪——我反而觉得那是沉重的包袱，是对我们思维的束缚。
中国人变得没有想想力了，中国人失去对简单的直指人心的东西的掌控了，还有，在更多的层面上，中国人失去耐心了。
比如说建筑。
去 一个陌生的城市玩，行程安排列首位的，就是看当地最牛逼的建筑。看来看去，除去寺庙宫殿园林神马的，其他各地最好的建筑，都是在租借地里面的（1900前 后）；还有少数是民国时期的。还有之前校内很红的一篇文章，说青岛某地德国人兴建的地下排水系统神马的，看得我惊呆了~再比如台湾人，至今感谢日本人在占 台期间，在公共设施上的兴建和投入，以及文化和文明的养成。
冯钢老师在《建筑与信心》里说，“ 在建筑上的投入还是人们信心的最直接的反映。帝王大兴土木盖宫殿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有信心，商人造园林是他对自己的财运有信心，僧人造庙宇是根据他 对信徒虔诚有信心，老外建外滩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有信心……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建筑却都差不多一个样，而且都给人一种临时性的感觉，似乎建的时候就 已经考虑到拆了……只有那些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的人，才会搭建些临时建筑。”
我要说的被冯钢老师说掉了,看到这样的建筑，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卑。
自卑到有时候，我甚至很傻比得想——不如当年让这些东洋的西洋的鬼佬，多占点地方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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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存完整的十大殖民建筑
http://www.comgeo.net/archives/4484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壮的半殖民地史。在那些曾被半殖民的城市，历史的痕迹仍处处可见。21世纪的今天，这些殖民建筑应该何去何从？我们是把它们看作中国的旧伤疤，还是像美国对待威廉斯堡一样，将半殖民地小城的一草一木都保留下来？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哈尔滨一直成为沙俄、日本的殖民地及掠夺中心。沙俄文化给哈尔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最典型之处就是反映在城市建设上。现有的哈尔滨早期建筑中，有俄罗斯的巴洛克式建筑、埃尔诺贝建筑、俄罗斯木结构建筑，及少量的中国古典建筑和日本近代建筑等等。
圣索菲亚教堂位于哈尔滨市内，由沙俄修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大连：日本圣德太子堂神社
100多年前，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1895年底，日军因侵占中国领土而损害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利益，在俄、德、法等国干涉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向日本买回辽东半岛。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大连地区都是主要战场，并先后被俄日帝国主义者占据近五十年。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为了纪念日本圣德皇太子，在大连中山公园东侧山丘建了圣德太子堂，里面供奉圣德的木雕像，是大连唯一的神社遗址。
天津：望海楼教堂
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攫取了天津望海楼一带方圆15亩地方的“永租权”。1896年12月，法国传教士谢福音主持拆掉了三岔口一带海河北岸的崇禧观，盖起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天主教堂，当地人称这座教堂为“望海楼教堂”。
1870 年夏，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拐骗事件。经查获，绑架儿童罪犯均供认受到望海楼教堂教民的指使。于是，天津市民对侵略者的仇恨终于爆发，最后市民打死了谢福 音和其他二十多名教士、修女等，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仁慈堂。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事件。经曾国藩调查之后，“确认”育婴 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并赔偿法国人的损失。后来，清政府在原来望海楼的旧址又建起了新的望海楼，而且，新望海楼比旧望海楼 还要高出三丈。
青岛：欧人监狱
欧 人监狱建筑群位于青岛市常州路25号，始建于1900年，是典型的欧式风格建筑，也是殖民统治者侵占青岛的历史见证。它最早是德国殖民统治者建立 的司法机构，专门关押在青岛的外国侨民，因此称为“欧人监狱”；后在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均为看押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青岛市公安局看管所。由于其 建造时间和启用时间均早于闻名的旅顺日俄监狱和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此是中国目前使用时间最长的殖民时期兴建的监狱。1996年监狱停止使用，改造后成为文 物保护、旅游观光和法制教育场所。
上海外滩：“万国”建筑
1840年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184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抢占外滩，建立了英租界。1849年，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国和法国占据。
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使面积不算大的外滩集中了二十余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故外滩又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
宁波：老外滩
宁 波于1844年1月1日开埠，英、美、法等国都在这里设立领事和副领事，并强行指定江北岸外滩一带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即“老外滩”）。至二 十世纪初，这里已变成了五方杂处的洋场，沿着江边，不仅有大英领事馆、天主教堂、巡捕房等，而且有洋行、码头，还有夜总会、妓院、饭庄、戏院和弹子房等 等，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
福州：老仓山洋房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成为清廷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港口之一。在其老城区仓山遍布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仓山西式老宅，是清朝末年至民国间由西方传教士建立，是福州殖民文化的象征。
厦门鼓浪屿：德国领事馆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等）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荷兰、丹麦、 瑞典、挪威等殖民主义者，蜂拥踏上了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弹丸之地，成为各国领事馆聚集的“万国领事馆”。这栋蓝墙白窗的建筑1870年-1918年之间是 德国驻厦门的领事馆。现为娜雅家庭旅馆和咖啡馆（链接）。感谢窗边小豆豆指正！
鼓浪屿原英国领事馆
广州：沙面西洋建筑
沙面岛在历史上曾是英、法两国的租界，18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英法两国选中了这块珠江中的小沙洲（距离清朝闭关锁国时期中国唯一的的外贸区“广东十三行”相当近）作为租界地址，填筑成岛。
沙面岛上有150多座欧洲风格建筑，其中有42座特色突出的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券廊式、新古典式及中西合璧风格建筑，是广州最具异国情调的欧洲建筑群。
澳门——议事亭前地（广场）
葡人来到澳门的几百年中，带来南欧的建筑艺术风格，也逐渐融合了中国的建筑格式，表现出一定的折中主义。
澳门有不少广场具有浓厚的葡萄牙色彩，如，议事亭前地。广场的地上铺砌着波浪型葡萄牙黑白碎石，仿如大浪滔滔的海洋，配以各款海洋生物及澳门景点为图案，更具立体感，充份表达葡萄牙的航海事业，亦巧妙地切合澳门昔日的渔港形象。
《新周刊》陈丹青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724880/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 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 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 ”，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１９５３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 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 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 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 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 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 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 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 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 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 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 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 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 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 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 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１９７９ 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 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 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 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 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 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 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 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 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 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 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 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 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 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 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 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４９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５７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 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 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 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 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 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 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 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 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 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 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 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 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 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 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 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 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 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 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 ——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 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 [...]
zz我眼中的中国科研（一个中科院退学博士生的感想）
In: 他玉
14 七 2010我眼中的中国科研
—-一个中科院退学博士生的感想
作者：未知
1.
离开中科院将近两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写一些东西了。我希望那些日益淡忘的记忆，能被长久保存下来。
2.
2006年1月，我正式向中科院某所递交退学申请。经历了种种煎熬，半年后，我终于搬出了青年公寓。实验的不顺，前途的渺茫，与老板的争吵，其他纠缠不清的种种，突然间都消失了。我感到很轻松，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2006年整整一年，我的压力很大，但我过得很快乐。经历了阵痛之后，我成功实现了人生的转折：2007年4月1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这里没 有封闭的实验室，没有没完没了的实验，每天不用面对老板不切实际的妄想，前途也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渺茫。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从事的是我喜欢的事业，我愿意为 此奋斗。
3.
痛定思痛，我常常想待在中科院的三年，到底给了我什么？
细细想来，其实收获还是很多的。除了变得理性和客观以外，科学院还彻底改变了我的许多价值观。
比如，现在我不再崇拜学术活动，而是只把它看成一种普通的职业，没觉得它比其他职业更神圣。尤其是现代的学术活动，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规范化，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和规范化的管理。科研活动也并不一定需要高智商，因为创新活动越来越规范化，创新也就变成了一种技能。既然是技能，理论上说，只要经过系统训练，谁都有希望掌握这种技能。所以，在我眼里，科学家也就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职业。
科学家并不意味着聪明过人，而仅仅代表他有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有比较规范的思考方式，有理性客观的态度，能用一些实验（具体的或抽象的实验模型）检验理论或假说。
4.
科学院还让我比较深切地感受了中国学术界的种种怪现状。
怪现状之一：中国独特的科研基金审批制度是学术腐败的温床。
我们的科研基金大部分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科学家们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在申请的时候，需要说明课题的科学意义，应用价值以及可行性。审批通过后，拨付科研经费。
当然，我们毕竟是穷国，没有太多钱，所以只能严格审批，选择性地支持科研项目。这没有错，但也正是这一制度，催生了种种怪现状：
A. 埋头做学问的，不一定有经费支持，整天跑关系的财源滚滚。这是很显然的事，政府有权分配经费，这一权力难免要寻租。
B. 科学界的拉帮结派。审批时，需要专家出具意见，又由于近代以来，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所以一个课题， 全国也就寥寥几个专家有资格出具审批意见。那么很显然，这些圈子的人脉就变得很重要，在这上面投资时间和其他资源是很值得的。结果导致帮派形成，你审我， 我审你，互相吹捧，互相抬高，形势一片大好。最终把钱忽悠到口袋里。
C. 课题立项全是伪”高精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猖獗。由于科研经费的有限，所以讲究好钢用在刀刃上，要把大部分经费用在最有价值的课题上，这就导致科学家申请课题时，表面上个个都是高精尖项目，个个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但实际上个个都是虚张声势，一片浮躁。那些扎扎实实、不招摇撞骗的基础研究项目，逐渐被边缘化。
D. 探索未知世界之前，却要求先拿出地图。学术活动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的。严格来说，探索是不 能规划的，或者至少是不能非常具体地规划的。而我们由于审批时需要拿出科研项目的具体材料，所以就需要科学家们事先把学术活动规划好。这就好像探险家们在 探索一片完全未知的原始森林前，先要求他们画出地图。这是很荒唐的。
E. 科学家也会傍大款。一些”小老板”（没有多少影响力的科学家），单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申请到经费的。于 是，他们就努力跟大腕们拉关系，申请经费时写上这些大佬的名字，美其名曰”共同申请”，这样就比较容易拿到经费。实际上，这些大佬们手下课题少则十几个， 多则几十个，根本管不过来。经费拨下来后，就由着下面的人折腾了。
F. 一些比较有钱的科学家们拼命铺摊子。一些科学家在申请到经费时，不是埋头做课题，而是拼命买仪器，扩张实 验室。我过去所在的实验室规模十分可观，从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的实验啥都能做。这是为啥呢？其实仔细分析很简单。实验室成规模后，就比较容易申请到课题 了，一年立好几个项，有做遗传的项目，有做发育的项目，有做免疫的项目，这个项目申请不下来还有那个，风险分散了，经费就有保障了。
5.
怪现状之二：重立项，轻验收，很多课题不了了之。
立项时轰轰烈烈，验收时马马虎虎。因为验收时还是专家评审，而这些专家其实都是圈内人，你评我我评你，互相都得给面子。不管做得怎样，只要能发几个文章就行。
6.
怪现状之三：研究生培养制度。
我们现在的培养制度，是以论文为硬指标的（少数地方目前有改革）。论文已经成了指挥棒，老板需要论文给评审专家交差，学生需要论文毕业。不同的是， 老板需要高水平的论文，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或者混个院士啥的。学生则是能毕业就行，这就是矛盾。但一般因为具体科研活动需要学生去做，所以大部分文章都 是刚好够毕业就行。谁都明白做个大文章谈何容易，有很多课题，理论分析就得五六年。而且，探索未知领域，本身有风险，一般学生不敢冒险，万一五六年后课题 做不完，或者做不成功，毕业就困难了。所以，我们的文章数量多（因为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质量普遍不高，或者简直可以说很低，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 源，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研究生的宝贵年华。
7.
我们的科研害了谁？
害了老板们。我们的好多科学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他们在国外做得很好，发的文章都很有水平，为什么回来以后，就难以拿出国际水平的成果？
害了研究生们。我们的宝贵年华，我们的纯真梦想，都在一片浮躁中慢慢耗尽。逐渐变得呆头呆脑，谨小慎微，没有眼界，没有胆量，没有开拓精神，没有创新精神，也没有了为科学奋斗终身的激情，只是盼着毕业。这样的生活不是在做科研，而是在生产论文。
8.
我们的科研帮了谁？
帮了美国，帮了英国，帮了日本，帮了德国。
我们的科研活动，每年消耗大量的仪器、试剂、以及其他实验耗材。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就拿生物学来说，大部分仪器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 大部分试剂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价格高得惊人，我们买的数量也很惊人。而这些东西都在热热闹闹的所谓科研活动中消耗殆尽。投入是看得见的，产出却没踪影。就 拿生物学领域来说，全国每年能发三五篇顶级杂志的文章，就高兴地庆贺半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我们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熟练工人，我们的很大部分博士毕业之后，都到了美国做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廉价劳动力，为美国的科研殚精竭虑，耗费青春，等到”人老珠黄”，再回国混个教授当当，又淹没在中国科研的滚滚洪流中。
冯唐：2010年的10个“我还相信”
In: 他玉
10 七 2010冯唐：2010年的10个“我还相信”
分类: 冯唐文字 作者: 冯唐
母校协和医学院组织我们几个毕业十多年的返校座谈，向校长建议如何改善教学，接续协和传统，和在校小同学们交流人生感悟，帮他们走好之后的道路。东单三条以北被拆得只剩协和礼堂，中央美院被拆得只剩一个美术馆，三条五号院的槐树更加壮实，原来可以跑上跑下的汉白玉雕龙丹陛被罩上了玻璃，打了射灯，全聚德还是宫廷国企范儿，盘龙游凤贴金戴银爱理不理地卖鸭子。
和校长座谈的时候，心里最大的担心没说出来，怕太残忍：如今，协和传统的基础或许已经不存在了。和小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主持人一直尽情展示才艺，脱稿大段评论和过桥，周围的老毕业生畅谈医改、医德、医技，人之爽在为人师。看着台下祖国医学的希望，我觉得我这个毕业后就没做过一天妇科大夫的人，在这样一个场合，是个错误。
自由提问的时候，一个男生问，我们最想知道的不是医改、医德、医技，是你们毕业这么多年，你们现在最想告诉我们的一点是什么？当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他问的实际上是我现在还相信什么？我当时没搂住，说了三点，其实，我当时想到了十点。
第一，我信命。一个结果，和太多的因素相关，能知晓的比例很小，能被人控制的比例更小，能被你控制的比例趋近于零。大数原理指示整体的必然性，和个体无关。仿佛点一柱沉香，我知道它会飘散，我会闻到，但是我不知道某个特定瞬间，它会飘向哪里。如果不是公元前100来年司马迁被割了鸡巴，中国正史基本就是鸡巴味儿了。如果不是1850年闹太平天国，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是三、四品官吏，占不满两页《清史稿》。如果不是1940年闹日本，台北不会建故宫。如果列侬生到我的祖国，如果他不走穴，生前身后来自音乐的收入不会超过十万。麦肯锡在合伙人中做了一个调查，你升合伙人的最大因素是什么？80%的人第一个说到的是，运气。老天赏饭，你身上的能量是借给你的，人都会死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第二，我信邪。我信精神的力量、人的潜能、怪、力、乱、神。往大里看，地球就是一个弹球，往小里看，芝麻就是一个宇宙，未知的永远比已知的多太多。我老妈的故乡，老哈河流淌，从辽代就盛行萨满教。我没见过我老妈说的，走湖面而不沉，刀穿身体，滴血不见，我见过我老妈喝酒之后，口吐莲花，创造汉语。我问她为什么总是忙碌，她说，她有使命，我问什么使命，她说，就是把屎拉进我的命里。我相信，她前世是个萨满教大神。
第三，我信简单的快乐。肉手在键盘上敲小说，小鱼、小虾在屏幕上跳，又凶杀，又色情。冻了很久的玻璃杯子，凉啤酒，清风，明月，二十米外的大屏幕上有足球，二十米内有热裤和漫长的白腿。马路牙子上坐着，蚊子和蔓草，酒精上头，偶尔有诗。壶在手，茶在口，看五百页的报告，归纳出三点，世界立刻清晰了，去洗手间小便，膀胱松爽，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第四，我相信当下。不要一本教科书背五遍了。去打打球，享受身体，十年后你的身体一定和现在的不一样。去陪陪你现在的女朋友，皮皮，肉肉，腻腻，十年之后，她很可能早就跟别人跑了。通常来讲，父母比我们要早走，先抓紧看活人，他们走了之后再看照片。
第五，我相信常识。剪鼻毛比穿名牌西装重要，唐诗三百首比五讲四美三热爱重要，小学应用题远比大学微积分重要，知道一张从香港到北京的机票多少钱远比知道朱元璋是哪年死的重要。让面试的人估算《印象西湖》一个月门票收入，有一张票估算20块的，有一场上座估算10万人的，有打开电脑里的SPSS，用多元回归建统计模型的。管理学就是常识的运用。符合常识和人性的体制、机制和能力不是几年可以建成，我相信中国大陆的潜力，2050GDP占世界20%，回到康乾盛世的比例，但是我不相信北京在我有生之年有香港的交通和台北的干净。
第六，我相信真我。真我不是自我，真我是无何有之乡的无用之木，自我是长歪了的盆景。一百零八个罗汉，相貌各异，但是看得到相同的东西，那相同的就是真我，佛就是我。一百零八个现代老大开会，每个人都看手机、发短信、心里想着：我，我，我，这些是自恋着的长歪了的自我，坠拔鼻地狱，离佛千万里。
第七，我相信传承。我相信手艺，手艺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真、善、美有一条金色的水平线，从古至今一直在那里。到不到那条水平线，一定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是一定有人知道。我相信手艺能够接续，几乎断了的文脉也能重新搏起。在现世，我已经见到了很好的水墨、家具、木刻、紫砂、刺绣，手艺直逼康乾盛世。在现世，我已经见到了《诗经》和《史记》再现的可能。某个老教授告诉我，协和的传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只剩下上半句，但是，我还是看到，老教授们和他们带出的学生，每天七点之前到病房，听诊器在自己身上捂热了再放在病人身上，在没有空调的夏天，领带一直系着。
第八，我相信创造。我相信自由精神、独立思考。十年，Newton咬牙变成了iPAD，今年五月，Apple的市值超越了微软，今年六月，Apple用诺基亚六分之一的研发费用推出了四代iPhone，“We changed everything, again（我们再一次改变了所有一切）”。尽管财富500强越来越大，尽管全球化，创造、保护、毁灭的规律依旧存在，在二十一世纪，小米加步枪还是能战胜飞机加大炮，一己之力，三寸之舌，还是能灭六国。经济社会了，一周送一首自己写的情诗还是比一周送一个Miu Miu包更能泡到好姑娘。
第九，我相信中庸。过犹不及，给别人留余地。太有钱，进了财富榜，就容易进监狱，儿子就被绑架。太没钱，就容易仇恨社会，就创立邪教。工作上，过了三十，要相信淡定，没什么大不了的，80%的病，不医自愈。工作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第十，我相信不二。有一天，车过无名山丘，忽然意识到，山就是山，不知道你叫它什么，不管你在山顶盖豪宅，不管你在山脚下盖便利店，不增一寸，不减一分，本一，不二。但是这一瞬间，山笑了笑，丫无比妩媚，艳冠古今。
[引言]
几天前有人和我说起，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理想做一个作家和记者，那时候我们都好吃香啊，如果再能写 点小诗， 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再也不中意这些人了，她们中意的是……我说，那你们还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么？他 说，……。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男性改变世界，女性改变男性的世界 观。但总有一些世界观，是傻逼呵呵地矗在那里的。无论多少的现实，多少的打击， 多少的嘲讽，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写作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让作品不像现实那样到处遗憾，阅读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眼睛摸一摸自己 的理想。世界是这样的现实，但我们都拥有处置自己的权利，愿这个东西化为蛀纸的时候，你还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冒险的旅程。
——韩寒
按：
作者野夫；章诒和给他的《尘世·挽歌》作序，用九个字描述他：“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这两天看这本书，硬生生的被文字击中，看得脑溢血心绞痛；未曾体验那样的人生，却不由得悲从中来，慌不择路。
近几年的出版届，泥沙俱下，一派萎靡；《尘世·挽歌》就像是死寂的心电图上的骤然跳动，让医生惊讶，给亲人希望。
“革命时期”的浪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镇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七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的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隔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
按：醉钢琴老师是最早一批牛博的作者，也是我最早订阅的blog之一。他的文章，见识9分见地8分才气7分，但这篇文章无意可打3X9分甚至更高，令人向外。另推荐醉老师《民主的细节》一书，贵在视角、诚意，让被遗忘的常识再现。
1.
在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 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象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的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2.
“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的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象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 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象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 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6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 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颗树和18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一摸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3.
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纽约。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一样日夜轰 鸣。在纽约的6、7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看演出，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5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 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我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 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4.
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天就开始变黑。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叮咚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 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 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 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5.
我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当然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们，开着一个叫 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的头条 可能是本市领导又引进了一个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 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 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 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呢？
6.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剑桥由于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 要带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 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都真的戴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一个后面的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5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 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尽管自行车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 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给你送北京去，你一辈子也别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地不奇怪的。
7.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们。
话说也是剑桥校友的李约瑟同学曾经提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 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 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8.
虽然剑桥对政治和人文领域的贡献不象科学领域那么璀璨，但也不乏重量级历史人物。话说一位叫罗素的老师，由于长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同学追捧而享誉中国， 但罗素似乎并不是剑桥人文领域里最出色的。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论文答辩会上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看懂我的论文的”。那位同学 名叫维特根斯坦，是个终生一惊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罗素战战兢兢的剑桥校友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老师曾经这样评价凯恩斯，“每次我和他辩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大多数时候和他辩论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另一位老师又对凯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剑桥的老师也不是剑桥的学生，但是他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时撤到了剑桥，而他正好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很牛的书叫 《通向奴役之路》。为什么说这本书牛呢？它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凯恩斯的，但凯恩斯对它这样评价：“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我都对这本书完全赞同，不仅赞同， 而且深受打动。”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师名叫哈耶克。
往远里说还有更多的传奇。1805年，一位同学来剑桥上大学，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剑桥，觉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没之地。“我找到一个新朋友了，世上最可爱的 朋友”，1807年他给朋友写信道，“一头驯化了的熊，我把它带到了这里。他们问我带它来干嘛，我说，要不给它一个教职吧。”这位猛男，名叫拜伦。
更大的猛男是1615年到这里来上学的。N年之后，他看当时的国王很不顺眼，便伙同其它议会成员把该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又过了N年，国王的儿子复辟了，又 把该猛男的尸体从坟里挖了出来，头骨取下，插在一个竹竿上示众多年。后来几经周折，该头骨1960年被送回了剑桥大学，埋在Sidney Sussex学院。该猛男，众所周知，是改变英国历史的克伦威尔。
历史悠久，换个说法，就是八卦资源极大丰富。
9.
有一天我家网络坏了，就去学院餐厅上网。那时候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但是有两个吃完饭的女孩没走，一直在那聊天，主题是反恐战争和英国的穆斯林移民问题，两 人越说越大声，一个多小时还没说完。我一边为不能清净上网而心烦意乱，一边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剑桥中餐馆吃饭时，从来没有听到过旁边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激情 洋溢地讨论公共事务，都是新世纪新青年，怎么会如此不同呢？
当然我也见过激情洋溢的中国学生。一个在这边读高中的中国女孩，报考我们学院。面试的时候，但见她反应如秦刚般敏捷，言语如姜瑜般犀利，“中国迅速地摆脱 了经济危机，表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反华份子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还能读到很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本科 硕士博士申请材料。他们有一套战无不胜的语言和逻辑体系，充满了信念，却丝毫没有困惑。
但是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
教三年书下来，我发现最好的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你，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自己。他们最 开始跟你讨论问题，也许会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但最后总是慢慢地转向经验世界中的问题本身，以此来反思理论的合理性。
“我决定开始学印地语”，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想研究东印度公司，学印地语有帮助。”
“可是东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应该也有印地语的材料。”
我得承认，一想到以后我回国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这种仅仅为了搞懂一个问题而去学一种相对生僻语言的学生，便感到颇有些难过。
10.
在这个琥珀之城，我最喜爱的，是它的墙。
各种各样的墙。有19世纪经典的红砖墙，有哥特式教堂阴森的大理石墙，有小碎石拼贴起来的小围墙……最不好看的是那种黄中带绿的砖墙，看着脏兮兮的；最好 看的是17、18世纪左右翻修的一批学院外墙，大块石料，简洁硬朗，原来大约是米白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为斑驳的古铜色。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 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慢炖出来的醇厚气息。
我在剑桥经历过的最动人一刻，是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开到一半溜出来散心的片刻。走廊一边是个大玻璃窗，窗户对着一个中古庭院，院子里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坪， 在雨中晶莹透亮，雨声的背后是庭院一角的钢琴声。我趴在窗前，想， 这个弹琴的人，应该是一个14世纪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头发，白血病人，还没得及爱过就已经死去。继而觉得时间也许从来就是静止的，旋转的只是我们这 些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的人。
去年是剑桥建校800周年。800年，在中国有宋元明清，在英国有帝国兴衰。其间无数帝王将相叱诧风云，无数战士血战沙场，无数文人奋笔疾书，如今他们都 纷纷歇菜了，唯有这个小河边上的大学城依然生机盎然。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800年还是灯火通明。
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剑桥的800个师生给100年后的剑桥师生写信，我看到这个新闻时不免惊叹，好家伙，时间单位都是以百年记的。但转 念一想，人家已经悠哉游哉地度过了800年，再折腾个800年也不稀奇。可惜没人让我给百年之后的剑桥学生写信，不然我会像金圣叹老先生那样务实，告知 100年后某个懵懂无知的孩子：“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对了，Mill Road上那家韩国店的豆腐，比旁边那家广东店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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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慈航，男，24岁；离开江山，离开台湾，离开杭州，离开上海，这一站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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